在上一集談到，因為1960年選舉的不公，台灣本土菁英召開「選舉改革座談會」，由台籍菁英主導1960年的反對黨運動一開始的工作。接下來要談的是雷震與《自由中國》的菁英、以及國民黨、民社黨、青年黨的一些傾向自由民主的外省籍朋友，他們的態度與1957年不同，他們也毅然決然投入反對黨運動。而他們的投入對於反對黨運動的意義、以及對整個反對黨運動的發展方向有什麼樣的影響，這是今天節目的主題。
如果只有台籍菁英主導反對黨運動，那麼只有「地方」層級，最高到省議員。雖然台籍菁英也有一些中央民意代表，參與比較多的是高雄的國大代表楊金虎，此外大多是屬於地方層級。縱使組黨成功，最多也只能在地方選舉的過程中，達到本土菁英的理想，那就是在地方選舉過程中有比較公平競爭的狀況，對於他們的參政也比較有利。
可是一個國家在朝向民主自由發展的過程中，監督與制衡非常重要，當時在中央是萬年國會主導，所以如果只有台籍菁英主導，縱使反對黨組成了，對於中央層級的政治結構，也無法產生實質有效的影響。那麼當時有沒有人注意到這種情況呢，之前我們說過，包括陳誠與王世杰主張召開「反共救國會議」，希望能解決在無法民主化的情況下，以體制外的方法來推動民主改革的可能性。另外是面對國會不能全面改選，有一些外省籍菁英實際上有更激烈的主張。例如：《聯合報》現在被認為是比較保守的報紙，可是在1950年代末期、1960年代初期的《聯合報》是不一樣的，根據我翻閱當時的《聯合報》報導，當時的《聯合報》主張再一次行使憲法制定的權力，意思就是要制定新憲法，因為國會無法全面改選，乾脆透過修改憲法來改選，連這種主張都出現了。由這些可以知道，外省籍的自由民主派菁英所想的是更多、更複雜的問題。雖然國會全面改選很多人支持，但也有人認為如何解決是重要的。
那麼外省籍投入反對黨運動有什麼問題，當時民社黨和青年黨都有派代表參加，其中有些人本來就是中央民意代表，所以只要民、青兩黨主要的民意代表可以加入這個組籌的反對黨，就是一個很大的力量。而更大的力量是齊世英的加入，雷震在組黨的過程中有兩位好朋友出力最多，一位是齊世英、一位是世新的創辦人成舍我，他也是立法委員。
齊世英是國民黨戰前以來，在東北整個黨務發展最核心的領導人物，講白一點，就是中國東北的立法委員絕大多數都是齊世英一手拉拔。等到遷台後，當國民黨把CC派的領導人陳立夫外放到美國去開養雞場，陳立夫出國前因為哥哥陳果夫已經病重，整個CC派要怎麼辦，是陳立夫最顧慮的事。後來從相關資料可以看出，「CC派能不能挺得住，就看齊世英在立法院能不能挺得住」。蔣介石曾問過立法院長張道藩：「立法院是聽誰的」，張道藩回說：「聽總裁的」，蔣介石卻說：「我看不是，是聽齊世英的。」這段話你可以理解為國民黨在蔣介石的領導下，對很多自由民主的價值是違反的，是不當限制民眾權力的，但也可以理解為齊世英一定有不少人支持吧！
現在從雷震日記來看，雷震當時沒想那麼多，他認為外省籍應該加入，再結合一些民、青兩黨以及自由民主派的國民黨人士，這樣就不會出現省籍問題，不會只是一個由本土菁英所組成的政黨。可是齊世英一直鼓勵雷震，還有更多的資深的(第一屆)民意代表願意加入反對黨。雷震一開始沒有很積極，因為他雖然出身國民黨高層，從中國大陸開始就扮演國民黨與反對派人士的溝通管道，認識不少反對派的人，當然國民黨的高層也熟，但是其他中央民意代表他不是每個人都那麼熟，所以沒有想過要將這些人納入他想像的空間裡。
所以對雷震來說，他成為組黨的三個發言人，後來又內定組黨後由他擔任秘書長，這些都是很關鍵的角色。而由雷震來架橋，很多外省菁英也相對放心。而當齊世英當真把他為首的派系裡，跟他比較親近，有自由民主傾向的人，且在國民黨修改「出版法」時，連署反對修法的人，當時有一百多人連署，人數相當可觀，不必全部來，只要來幾十個，再加上民、青兩黨的人，「中國民主黨」如果這樣組成，那就會跟之前講的台灣本土菁英主導的政黨不一樣。不僅在地方政治層次透過選舉可以和國民黨進行競爭，而且在中央層級的立法院，也可以變成一個有效制衡國民黨的反對黨，而這一點一直是《自由中國》長期以來的主張。
這兩股合流後會有什麼樣的情形，這樣的反對黨：第一、有民意基礎；第二、其中比較沒有民意基礎的那一塊，也能有效制衡國民黨。如果用羅伯．道爾的「多元民主」主張來說，多元民主的競爭是要朝向一個既能民主參與，就是國會全面改選，又能夠有效的選舉競爭，特別在地方自治選舉。本來台灣沒有中央民意代表選舉，所以原來本土菁英的反對黨是在地方自治的層級，能夠扮演與國民黨競爭的角色，可是在中央就沒辦法著力。可是《自由中國》與外省菁英加入後，狀況就不一樣了。馬上變成幫忙反對黨擴大影響力的非常關鍵一步，可以在中央層級某種程度上制衡國民黨。
這種制衡國民黨的力量有多大呢，要知道，一直到1980年代為止的選舉，黨外人士在台灣很多選區雖然都最高票當選，可是常常連提案人數都湊不到，也就是連提案都不可能。反過來說，當時雷震與外省籍菁英一旦轉向進來，提案沒問題、杯葛沒問題，複雜人脈關係還可以構成一個綿密的組織，這點很重要。這也是為何從資料上看，蔣介石在抓了雷震後，想要抓齊世英，我想這是重要原因。
當時雷震與《自由中國》跟反對黨的關係有多深。這一點過去大家討論的比較少，很多人認為只有雷震與傅正。可是從最近的口述歷史來看，不止如此。除了與雷震從國民參政會開始就是好朋友的夏道平一直有參與之外，殷海光也有參加。《自由中國》的社論也不斷為反對運動、為「中國民主黨」催生。這是一個跨省籍、跨地域，以台灣做為中心所建構的一個台灣民主改革的重要關鍵轉折。同一時間的《自由中國》也開始思考「兩個中國」要怎麼辦的問題。而雷震案的爆發，也是造成台灣民主頓挫的關鍵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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